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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讀：隨著數字經濟時代降臨，人類社會正在經歷又一場持久而深刻的生產力變革。金融行業(yè)既是這場變革的貢獻者，也是受益者。
在12月2日舉行的2024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暨中國金融論壇年會上，中國金融學會理事會副會長、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劉珺發(fā)表題為「數字時代的金融變革與適變」的演講。
劉珺在演講中分享了關于數字技術革命給金融結構、金融范式、金融理論、金融實踐帶來的新趨勢。
他認為，數字經濟，特別是數字商業(yè)對GDP統(tǒng)計具有下拉作用，因為中間環(huán)節(jié)一定程度上被減少，甚至去除，以及互連性的強化和廣域泛載，使得結構性指標和數據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工業(yè)經濟的很多內容，終端數字被降低、被拉低也是技術使然、科技使然、效率使然。
在談及科技創(chuàng)新成為生產函數的核心要素時，劉珺指出，金融要素生產率的提升，不能只把科技當作工具或催化劑，更要把科技與金融全面融合進全要素生產率，推動「Fintech+Techfin」的一體化。
與此同時，數字技術發(fā)展使得金融更多微循環(huán)、微生態(tài)創(chuàng)新成為可能，典型如現實資產的代幣化。多元層次、互相交織的金融市場可能會演變?yōu)槎嗑S矩陣式的復雜系統(tǒng)，也將給貨幣政策帶來新的理論視角和實踐路徑。
而在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供需層面，劉珺指出，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將在供給側推動一場「金融新質生產力革命」，由「二八定律」轉向兼顧「長尾效應」，在需求側也將顛覆傳統(tǒng)的邊際效用遞減規(guī)律，形成「越用越好用」迭代升級的客戶感知。
以下為演講全文：
中國工商銀行行長劉珺：數字時代的金融變革與適變
文 | 劉珺
來源 | 新華財經
各位嘉賓、各位同事，大家好！
當今世界正從工業(yè)時代邁向數字時代，數字技術變革和數據要素變革深刻改變人類社會，數字經濟及與之對應的數字金融是構建中國特色現代金融體系、建設金融強國的關鍵變量。
如果把目光拉回到上世紀80年代，經濟學家羅伯特·索洛在觀察當時的IT業(yè)發(fā)展后，提出了著名的「索洛悖論」，即我們到處都看得到計算機，但唯獨在生產率的統(tǒng)計上看不到。
這或許是傳統(tǒng)統(tǒng)計捕捉新技術的效力不足，抑或許IT等新技術是生產力表層下的「靜水深流」，在總量沒有大變化，甚至傳統(tǒng)總量指標被拉低的情況下，從內部、底層增進人類的文明和福祉。
我曾與同事研究過數字經濟，特別是數字商業(yè)對GDP統(tǒng)計的下拉作用，因為中間環(huán)節(jié)一定程度上被減少，甚至去除，以及互連性的強化和廣域泛載，使得結構性指標和數據一定程度上缺少了工業(yè)經濟的很多內容，終端數字被降低、被拉低也是技術使然、科技使然、效率使然。
所以，在數字經濟時代，我們在關注總量指標變化的同時，同樣還應關注新一輪數字技術革命給金融結構、金融范式、金融理論、金融實踐帶來的根本性重塑。
我體會，至少有以下幾個新趨勢。
一場「金融新質生產力革命」
第一，科技創(chuàng)新成為生產函數的核心要素。
在傳統(tǒng)工業(yè)經濟時代，土地、人力、資本是最主要的生產要素，這三項要素基本通過線性或平行的方式組合，在不同階段或不同領域，其中的某一要素可能在生產中發(fā)揮更大作用。
而在數字經濟時代，生產函數的展現方式以及迭代方式，演變?yōu)榭萍季佑谥行模喈斢跇逢牭闹笓]，資金、人力、土地、數據等其他生產要素按需組合，相當于不同的樂部和聲部，形成了科技驅動的集合體。
在此過程中，科技創(chuàng)新本身也在向更高速的軌道切換。
例如，我們看到近年來AI芯片算力實現了對摩爾定律的突破和擴展；同時，原發(fā)性、顛覆性創(chuàng)新的倍增效果正在被極限拉大，「贏者通吃」越來越成為科技產業(yè)鏈上的常見敘事邏輯，正如加速回報定律（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）所揭示的那樣。
與這些變化相對應的，是金融的網絡化、數字化、智能化發(fā)展。金融要素生產率的提升，不能只把科技當作工具或催化劑，更要把科技與金融全面融合進全要素生產率，推動「Fintech+Techfin」的一體化。
第二，金融市場結構更趨于復雜、多元。
數字經濟浪潮下，信貸、理財、保險等金融子市場之間的分隔被不斷打破，子市場間的聯動和競合在增強，傳統(tǒng)存貸業(yè)務和數字金融產品之間形成復雜的「分流」與「反饋」的網絡。
在現有市場之外，數字技術發(fā)展使得金融更多微循環(huán)、微生態(tài)創(chuàng)新成為可能，例如一些國家或地區(qū)利用區(qū)塊鏈推進現實世界資產的代幣化，建立數字資產與傳統(tǒng)金融資產的聯系。
未來，多元層次、互相交織的金融市場可能會演變?yōu)槎嗑S矩陣式的復雜系統(tǒng)，也將給貨幣政策帶來新的理論視角和實踐路徑。
例如，貨幣創(chuàng)造多元主體的「內生性」轉變、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「數字化」重構，CBDC的工具屬性和傳導變化等等，進而要求金融調控規(guī)則更好適配新經濟形態(tài)、新金融模式，實現政策工具的「數字升級」，以及宏觀審慎監(jiān)管的「數字加固」。
第三，金融產品和服務的供需特征出現顛覆性變化。
在供給端，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，將促進金融機構所有線性流程和非線性流程的高度整合，推動一場「金融新質生產力革命」，不僅由「二八定律」轉向兼顧「長尾效應」，延伸金融服務廣度；而且推動資金流、信息流、技術流等高效融通，拓展金融服務深度。
在需求端，數據要素和AI技術或將通過規(guī)模效應和「干中學」的機器學習模式，顛覆傳統(tǒng)的邊際效用遞減規(guī)律，形成「越用越好用」迭代升級的客戶感知，塑造金融需求新曲線。
與此同時，供給和需求的時空特征也在發(fā)生變化，產品設計與需求捕捉的聯動更加高效，金融服務的生產與消費環(huán)節(jié)日趨重合。
應對這些特征變化，要求金融機構實現經營管理、服務模式、價值曲線等全方位地適應性再造。
第四，數字經濟推動不一樣的全球化。
相比于工業(yè)經濟時代主要依托原料進口、市場拓展等外在因素所驅動的對外開放，數字時代的開放更多由科技創(chuàng)新、數據要素等內生因素所驅動，其天然具備開放與互聯的基因，構建起了全球交融與鏈接的底層邏輯。
因此，盡管一段時間以來，全球化遭遇倒流、逆風，但這只會是階段性的干擾和噪音，開放融通的大勢不可阻擋。
尤其是人工智能、氣候變化等關乎人類發(fā)展的重大命題，解決方案沒有國別版本，只有共同方案，甚至只有全球一體化方案。
在此背景下，金融領域的開放也應超越單一客戶、單一業(yè)務、單一區(qū)域，更加注重制度型開放和平臺型開放，以強化對規(guī)則、規(guī)制、管理、標準和人工智能的科技倫理等框架體系的共商共建，進而為數據、技術、文化等無形要素的交流融合創(chuàng)造豐沃土壤。
此外，數字時代的金融風險曲線亦將呈現新特征。
科技變革也會推動金融風險形態(tài)和安全邊界發(fā)生重大變化，尤其是在傳統(tǒng)安全領域之外，信息、數據和網絡安全等非傳統(tǒng)安全領域的風險急劇攀升。
例如，網絡攻擊已成為網絡安全的主要威脅，其組織體系化、技術尖端化、頻率常態(tài)化、利益顯性化的特征日益顯著。
特別是金融機構作為數據、信息、資金等要素的交匯點和富集者，正成為網絡攻擊的「重災區(qū)」，一些大型金融機構遭遇的攻擊已經需要以億數量級為計，由此引發(fā)的網絡安全事件也呈現快速上升趨勢。
為此，金融風險防控的理念和體系都需要進一步優(yōu)化升級。
金融經營管理模式再塑造
置身于數字經濟浪潮中，金融業(yè)需要積極適應變革、擁抱變革，激發(fā)內在活力和創(chuàng)造力，構建功能完備、結構合理、安全高效的現代金融體系。
一是金融經營管理模式的再塑造。
適應金融市場「強聯動」與「微循環(huán)」發(fā)展新趨勢，金融機構應該全面深入調整資產負債表形態(tài)，創(chuàng)新數字經濟下的服務模式，在傳統(tǒng)商行業(yè)務基礎上，煥發(fā)現代金融業(yè)務的活性與韌性，積聚更高的經營能量。
同時，管理活動需與經營活動相關要素緊密結合，做到「無經營勿管理」，避免落入「安全駕駛零公里」的空頭管理中，尤其是當前科技已對社會價值網絡深度再造，環(huán)境、社會、治理、公共服務等任何一點都可能對企業(yè)整體價值帶來重大影響，要求金融管理目標更加網絡化、極致化、精確化、實時化。
二是金融大數據應用的再突破。
數據是數字時代的石油，AI大模型的造物，特別是AGI和ASI，之所以能獲得向人類不斷逼近的認知力、判斷力、決策力，關鍵在于對數據的挖掘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。
面對正以指數級增長的數據資源，金融業(yè)應該進一步打破數據孤島和數據碎片，有效集成和提煉各類結構性數據和非結構性數據，形成更高維度、更高質量、更多來源、更多場景的數據積累和交叉檢核。
同時，在金融理論和實踐中探索數據確權、評估、交易等數據「生產條件」的優(yōu)化方式，充分釋放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。
三是工程化風險管理體系的再構建。
面對錯綜復雜、內外交織的風險關聯網絡，傳統(tǒng)基于規(guī)則經驗和事后反應的風險防控模式顯然付之闕如，亟須強化精準捕捉和有效定價風險的能力體系建設，形成高效識別、定價、交易和化解風險的工具箱與策略集，構建工程化、結構化的金融風險管理體系，更好支持風險全景監(jiān)測、前瞻預警和智能控制。
此外，要進一步關注網絡風險、氣候風險等新型風險的防范和應對，延展金融風險管理的理論體系和實踐邊界，降低金融市場不確定性、不穩(wěn)定性。
四是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再提升。
數字變革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升級優(yōu)化開啟了我國深度融入國際金融治理的機會窗口。
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市場、最大的數據庫，是用戶案例和使用案例的最大生產者之一，要主動參與金融科技、數字貨幣等新興領域標準制定，推動國際金融治理規(guī)則共建共享，強化金融協同聯動，增進全球金融體系能級。
以大數據、區(qū)塊鏈、廣域互聯、無邊界支付等技術為依托，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變革，突破地理邊界，構建基于數據的全球協作鏈接，助力金融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(fā)展。
以上是我的發(fā)言。謝謝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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